【专访】引领韩国电影蓬勃发展的演员崔银姬女士，在与病魔展开顽强的斗争后还是离开了人世，享寿92岁。

    出生于1926年的崔银姬女士凭借1942年的话剧《青春剧场》出道，而后出演了《舍廊房客人和母亲》（1961），《韩国的悲剧》（1961），《大沈清传》（1962）及《红色飞行围巾》（1964）等多部电影，在现代韩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是演艺界的泰斗级人物。

    1985年，崔银姬女士与丈夫申相玉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逃离朝鲜返回韩国后，二人作为嘉宾出席了韩国记者俱乐部——宽勋俱乐部的讨论会，对身为记者的我首次袒露了两人被绑至朝鲜期间所发生的事。那之后我又多年从事电影记者，与二位结缘。听闻崔银姬女士离世，我深感痛惜。回忆起身体曾是那么硬朗的崔银姬女士，在此为各位公开2007年我对她的采访内容。

    古典美的代表人物——崔银姬女士，集美貌与魅力于一身。在过去八十余年的人生旅途中，幸福与悲伤，幸运与不幸相互交织在一起，如滔滔江水一般，好似一部电视剧巨作。南北分裂的民族史所带来的不幸都深深融入她的身体里。尽管如此，她化好妆后端庄地坐在一旁，用低沉的声音将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沉重的人生留下任何痕迹。还是那羞涩的表情，还是在电影中展现的温良的妻子和母亲的模样。

    在爱情，离别与重逢编织的命运中，与她共度人生和电影事业的那个男人，历经同被绑至朝鲜又逃回韩国，她命运般的伴侣——著名导演申相玉先生也已不在她的身边。崔银姬女士如何度过她的晚年，她又在想着谁呢？

– 申导演离世已有一年，有很多人想知道您是如何克服孤独和空虚的呢？

    我到现在都觉得他没有离开我。刚才我进门好像也听到他叫我“崔女士”。因为他过去经常会因为工作离开很久，久到我快忘记他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所以我现在也觉得他只是暂时的离开。而且周围的人也不会让我感到孤单，我平时会忙到没有空去伤心。我们成立了导演（崔女士一直叫丈夫“导演”，申导演生前一直叫夫人“崔女士”）的纪念事业会并一直进行相关工作。其中有很多事需要我做，另外还有各种与电影相关的活动和邀请接踵而至，所以还是很忙的。有段时间忙着写导演和我的自传，去年10月末还在朋友的邀请下去了趟美国。

– 说起纪念工作，应该会首先建立纪念馆的吧？选址在哪里呢？ 之前社团法人建议将纪念馆的名字拟定为“申相玉导演纪念事业会（会长姜信永）”，但申导演去世后他们似乎想要加上您的名字，定为“申相玉崔银姬纪念事业会”。因为您二位不仅是夫妻，说起电影活动及相关工作二位也都是密不可分的。

    我还活着名字就被计入纪念事业中，我不清楚这是否妥当。（我告诉崔女士，国外有很多类似的事例，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是在生前就建好了自己的纪念图书馆，听到这话后崔女士脸红起来，我便没有追问）。“目前还没有确定选址，导演一辈子都在拍电影，的确赚了不少钱，但他是一个只懂电影不懂管钱的人，并没有剩下太多。但有很多电影后辈们一同参与进来，这个梦想应该可以实现。”（申相玉导演纪念事业会接受了interview365的提案，将纪念馆名字定为“申相玉崔银姬纪念事业会”）。

– 两位的自传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准备的呢？

    导演的自传内容是从他生前写下的遗稿中整理来的，书名定为《我是电影》。我的自传《崔银姬的告白》将于11月27日举行新书首发纪念会。如果能赚到钱还可以帮助纪念事业会。

– 每当人们谈起崔女士的一生时都会评价道“比电影更电影的人生”。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的呢？

    虽不能说我的人生多么波澜壮阔，但真要认真问起来的话，我的答案是“那的确就是我的人生”。我和导演的缘分让我们相遇，分开，再相聚，这是我躲都躲不掉的命运。如果说终究无法躲开的就是命运，那么有很多事我都无法抗拒，只能去经历。但在关于我的传闻中，也有很多人对我有误解，有些是谣言。

– 1943年在‘阿娘’剧团正式开始演艺生涯后，从五十年代起您就为电影史留下了浓墨重彩，被绑至朝鲜后您也和申导演创造了许多佳作。作为一个电影人，您对自己的人生是否感到满意呢？

    一想到曾在韩国和朝鲜都做过演员，我自己也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无论在哪里，我都拼尽全力的去生活，为此我感到自豪。在这边我曾出演过《舍廊房客人和母亲》、《成春香》、《烈女门》、《同心草》、《红色飞行围巾》和《聋哑三龙》等多部由申导演执导的电影，大概共有130多部，也不算多。我在年轻又有人气的时候也没有同时拍多部作品，而是挑选适合我的角色才演。后来电影开始讲究后期录音，为了让我的录音和演技相符，投入大量时间，导致我很难高产作品。我现在还有想要演的角色。之前在《报恩的云桥》里扮演过尼姑，但还没有演过修女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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